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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中央决定

镇安党建网     2017-01-12 01:25:20    人点击

 1941年7月1日,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,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通过《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》,以文件的形式要求全党同志加强锻炼党性,提高党性,培养党性,增强党性.使全党统一意志、行动和纪律。

  2013年9月25日,习近平总书记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,“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、立业、立言、立德的基石,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。”

 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,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及国际国内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之下,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在3月走向缓和。

  外部压力变小之际,正是总结皖南事变教训之时。具体而言,就是如何深入剖析、总结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、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所犯的错误。

  项英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,1922年入党,中共三大之后长期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。主力红军长征之后,他肩负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、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重任,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,硬是顶住国民党军队层层“围剿”,苦心经营南方游击区,打磨锻炼出一批革命骨干,写下了苦心孤诣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篇章。抗战爆发后,他与叶挺、陈毅等共同组建了新四军。项英功勋卓著,中共中央高度认可。但抗战之后,项英在执行中央决定中的种种问题,也实在令中央头痛。

  这些问题简单地说是四件事。一是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战略。1939年2月,中央委托周恩来给项英做工作,商定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是:向北发展,向东作战,巩固现在阵地。项英虽然作了安排,但力度不足,甚至有所动摇,1940年4月14日他还以顾祝同电令为由,向中共中央提出将新四军已赴江北的部队全部南调的意见,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原局书记刘少奇都否定了这一意见。1940年5月4日,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,为中央起草对东南局的指示,明确要求东南局要放手发展抗日力量,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,“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,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,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?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,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,将来就会更困难了”。批评之意,萦绕于字里行间。

  二是没能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皖南部队北移的指示。国民党对中共在敌后的发展极为不满,在1940年10月19日发出“皓电”,以通牒形式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、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指定区域。中央反复思考,决心“明确区分江南、江北部队,江南确定主力北移,以示让步,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”,并以朱德、彭德怀、叶挺、项英名义复电。此后,中央多次致电项英,要求他注意新四军的安全,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,特别要求在12月底全部转移。项英仍然犹豫。中央在12月26日严厉批评道:“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。”项英才彻底断绝了犹豫,启动北移,而此时,国民党已然集结完毕,张网以待。

  三是没有正确面对中央的批评,特别是中央发出1940年5月4日指示后,项英不但没有切实反省,反而在12日复电辞职,要求中央“请速派人或指定人负责,以应付大局”,辞职的理由说到底就是“显然是我之领导已有路线错误和不执行中央方针”,“我当然不能继续领导,而且无法领导”。项英如此反应颇有几分不能接受批评、不能忍受委屈之意。中央虽然在23日致电总体上认可项英工作成绩,肯定“应继续担负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责”,同时仍指出东南局“你处错误不是总路线,而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别策略问题错误”。

  四是没有处理好与叶挺的关系,周恩来为此不得不亲自出面协调。

  以上种种,再加上项英在皖南事变国民党围攻之中居然一度离队,实在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:皖南失败,项英有责。正是基于这个结论,中共中央在1941年1月以文件形式严肃指出了项英的错误。

  1941年1月15日,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、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,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主要体现为:“项英、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”以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。中共中央作出《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》,指出项英、袁国平两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,没有认识到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斗争性;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,反对向北发展和向敌后发展;很少向中央报告党政军内部情况,完全自成风气;在此次皖南部队北移中,本可避免损失,但项英、袁国平首先犹豫动摇,其次自寻绝路,投入包围,最终失败是项英、袁国平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。这一决定固然对项英、袁国平批评得极其严厉,甚至过于苛责,不过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中慎重而严肃地向全党提出了关于“党性”的要求,“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,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,必须深自省察”,“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,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像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,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,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。”

  中共中央的意图很明确,皖南事变的教训不能归结于个人,而是要站在党的建设角度深入剖析,其中党性是关键。

  1941年3月19日,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郑重提出,要写一篇关于增强党性的文章。3月26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,讨论增强党性反对独立主义问题,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、朱德、陈云等15人参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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